与国内外流行意见不同，笔者认为，世界银行隐含的意思是，中国是上述依靠国内需求推动的“很多经济体”中的一员。
　　问题的关键在于，外贸依存度和（净）出口占比等简单指标忽略了出口和GDP的计算方法存在的本质区别。出口度量的是总量规模，而GDP度量的则是增加值。如果仿照GDP的计算方法来度量出口，那么，外需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得到更为合理的考量。
　　仔细来看，出口中至少包括两部分是计算增加值时需要扣除的。其一是，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产品部分，比如来料加工产业中的原材料；其二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在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部分，比如有国内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为他们也是不计入GDP的。只有如此，出口的指标才是增加值意义上的，才可以与GDP相比较。众所周知，中国出口中制造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制造业中的很多投入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一进一出后，出口规模虽然庞大，但附加值其实并不大，因而对GDP的意义也并不大。所以通俗而言，GDP只度量附加值。
　　经过这样的调整，中国“真实的”出口比重立即下降到占GDP的10％以下。这一比例虽比日本略高，但低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新加坡和台湾。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出口的明显下降并没有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在IT泡沫破灭的2001年，中国的出口下降了35％之多，但中国整体的GDP增长率只下降了不到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就业指标也证明了出口部门在经济的比重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
　　近两年中国的净出口（出口减掉进口）增长很快，2005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0％，而此前只有5％左右。应该注意到，首先，净出口的放量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大幅上升，而是因为进口规模的明显下降。其次，尽管净出口已十分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也不宜夸大；实际上，即便是中国的净出口下降为0，中国内需仍然可以推动接近9％的高增长率。最后，从地缘分布上看，中国对新兴国家的出口占到了更大的比重，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活力十足。
　　内需才是中国经济真正引擎
　　值得注意的是，“需求”不足并不意味着“内需”不足。将这两个概念混同是大量分析中常见的低级错误之一。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头等功臣不是外需，而是投资，投资贡献了经济增长的40％。一个担心是，出口部门的萎缩是否会导致投资的缩减。这一点担心实际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发生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直接和间接与出口部门有关的投资只占到14％的比重。
　　正确评估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蕴涵。
　　首先，宏观调控部门应该将出口下降的因素考虑在内，但不应夸大国内通胀的严峻形势。按已有的信息判断，中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08年至多比2007年下降一半，但此前的分析表明，这也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从11.5％的过热区间下降到10％的较为合理的区间。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经济的放缓将帮助中国经济适度降温，而不会把中国经济拖入衰退。中美经济虽远未达到“脱钩”，但中国经济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无疑植根于内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很大程度上自成体系。鉴于今年主要基本面拐点难现，中国宏观调控的压力也不会因美国经济的放缓而自动缓解。
　　其次，应正确对待国内外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批评。中国顺差在规模上的确很大，但简单的指标可能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度量。从贡献率上看，实际上，2007年净出口贡献率占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30％，远远超过中国净出口的20％贡献率。这一点显示，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美国内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意味着针对中国高顺差的批评其实言过其实。
　　再次，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调整内需本身的结构，而不是内外需之间的结构。所谓中国内需不足的观点是模糊的，并可能会转移国内结构改革和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中国的调整不在于要降低出口，增加内需，而在于应增加消费的比重。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来自内需中的投资部分。投资和消费同是内需，但应该将两者区分开来。在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费的同时，应该注意同时控制投资的增长，否则，通胀局面将难以收拾。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从根本上说，应该是需求转换型的，而不是需求增加型的。
　　最后，正确评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是要贬低出口部门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注意到，FDI实际上缓解了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的滞后，为中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本积累。另外，外贸部门带动了中国的技术更新换代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仅仅能从GDP贡献上可以看出的。
　　总之，就中国宏观形势而言，美国经济的放缓并不会带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相反可能会在整体上帮助经济合理降温；相关政策部门应合理考量出口下降对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不应过早松懈。

来源：中国证券报